遇到如此学生与家长，大都会牵扯掉我们老师很大一部分的精力，而收效又甚微。那面对这样的家庭，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自己需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情况。当我们“感到”学生问题严重时，我们需要把这个“感到”变成具体清晰的评估。例如目前很多省市每学期都会对学生进行一次心理测评，虽然正规测评使用的量表是科学严谨的，但其结果还是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测评结果“感到”问题严重就不一定准确了，还需要进行学生访谈、家长访谈等二次评估，去具体了解：孩子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已经持续了多久，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支持系统如何，有无自伤自杀想法，是否付诸实践等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情况。评估之后，当我们确认孩子目前确实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需要去医院就诊时，我们就要和家长进行交流。此时，我们可以询问自己的初心：我们是想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是想规避自身与学校的风险。虽然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重合的，但我们在交流时，务必以前者为重点，让家长感受到我们老师的目的不是想把孩子解决，而是想与家长一起努力解决孩子目前遇到的困扰。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家长的理解与配合。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承载着家庭的未来。当孩子出现严重问题时，绝大部分的家长一定是心疼与着急的。那么，为什么家长还会不配合呢？大概率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普通家长参考自己的成长路径，觉得老师大惊小怪。目前获取育儿知识的途径非常多元，很多家长觉得自己一直在学习，育儿经验比老师丰富，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也比老师清楚，他们会觉得老师太大惊小怪，甚至还会担心老师的关注给孩子带来一定强化，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或是老师的关注会让孩子感觉可以以此来“拿捏”家长，从而削弱了家长权威。

家长的担心。很多家长会担心就医后的诊断，会给孩子贴上“心理有病”的标签，给孩子以后的生活、升学、就业等带来麻烦。

家长的无能为力。部分家长，特别是一些全职带孩子的家长，当他突然要面对孩子的问题时，他自己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压力，一时无法接受，所以会呈现一种不配合的态度。

那么，面对家长的不配合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接纳与共情，自是不用多说。这是每一次心理辅导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针对家长的不配合，我们也需要去倾听，去了解家长的心声，了解其不配合的原因，然后适时做一些心理科普。例如面对一起有着自伤自杀高风险孩子的案例时，而家长又觉得心理老师在大惊小怪。我们就可以让其了解“鸿沟理论”。我们需要让家长知道在自伤自杀与非自伤自杀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孩子本身没有类似想法，不会因为我们的关注而具备这样的想法，而本身有类似想法的孩子，也会因为我们的关注被扰动，从而降低相关风险。

而当家长担心我们的关注会被孩子拿捏时，我们就要从专业的角度，平和地告知其可能发生的大家都不愿承受的严重后果，让家长知晓我们的良苦用心。再如，针对家长担心孩子就医后被贴标签，我们可以让他知晓相关的基本设置，如保密与保密例外，特别是这个保密例外，一定也是以学生的利益为最大福祉，是最小范围、最低程度的突破，而这一突破也只是为了帮助学生。

如果是针对家长自身存在的一些焦虑与担心我们要让其知道家长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焦虑、紧张、担心这种负面情绪都会传递给孩子。所以家长得自己调整好情绪状态，正视问题，才有可能帮助到孩子。

在做好科普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告诉家长，当我们知道孩子就医结果后，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后续对策来帮助孩子。让家长再次知晓我们让其就医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联合行政的力量，例如德育主任，分管德育的校长等。我们需要及时将这一学生的情况以及与家长交流的过程整理成书面报告，及时上报相关行政领导，让领导知晓。同时也要告知领导，如果继续放任这一孩子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让领导和我们共同决策。领导也许在专业方面是比不上心理老师，但在家校沟通上，领导的处理往往会比心理老师更加到位，而且行政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家长重视。

这样，我们就能从更多不同的视角来与家长沟通。如此系统合作的多方会谈也能大大增加家长配合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份知情同意书，让家长签署，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家长知晓孩子的在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