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发言过剩；高中：拒绝发言
 
      王晓春
 
 
日本小学教室里的特征是“闹哄哄”（发言过剩），而初中、高中教室的特征是静悄悄（拒绝发言）。因工作关系，我常常陪伴欧美各国的来访者到学校参观，问及客人的第一印象，都谈到这两个特征。每年我去访问海外的学校，观摩了很多的教学，比较之下也认同他们对日本教室的印象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在欧美小学里，学生是从小声的不甚清楚的发言开始起步的，进入初中、高中后，越往上走越能活泼地、明确地发表意见或表现自己，渐渐地成长起来。与此相对，为什么日本的小学里闹哄哄的发言过剩的学生到了初中高中后就会表情麻木、拒绝发言、沉默不语了呢？这一问题也许是重新审视我国教学时最大的问题之一吧。
 
造成这一现象有若干原因，诸如班级人数、一统化教学形式、讲究效率的课程，等等，由制度性的约束而派生出来的问题相当多，但是绝不仅止于此。学校（教室）的文化，追求虚假主体性的教学的形式主义等，不也是很大的问题吗？可以这样来看：如果在幼儿园、小学时代过分地强加以虚假主体性的话，到了初中、高中后，学生就会尽力去反抗小学时代被驯服出来的虚假主体性，从而使他们不可能实现自身的自由成长。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造成学生到了初中、高中就拒绝发言，常常面无表情地坐在教室里的情景，就不仅仅是初中、高中任课教师的责任了，幼儿园、小学的教师也必须对此负责任。
 
 （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一版  16—17页）
 
我国的情况与佐藤学先生反映的日本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课堂发言，小学闹哄哄，中学静悄悄。按佐藤学先生的考察，西方学校并非如此，如果此言非虚，那就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这可能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东方文化特别讲面子，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文化是“面子文化”。小学生面子主义还没有培养起来，“胆大不嫌寒碜”，又想表现自己，所以发言踊跃，到了中学，知道面子重要了，生怕被老师同学嘲笑，而且渐渐明白保住面子的诀窍就是不说话——莫测高深。有些孩子是自小踊跃发言，结果出错受到老师的耻笑，因而学乖了，也有的孩子是鉴于别人被老师同学嘲笑的教训，学乖了。
嘲笑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嘲笑文化”，就是专门寻找他人的缺点和弱项加以奚落，以此取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比你强）。比如我们的文娱节目里最受欢迎的相声和小品，几乎就是专门干这件事情的，从他人的生理缺陷到文化水平到性格特点，无一不在嘲笑之列。如果嘲笑的确实是假恶丑的东西，倒也有正面意义，可惜我们的嘲笑往往缺乏宽容，没有尊重做前提，于是这种讽刺就有毒了。据我所知，学生中盛行用看似开玩笑的口气互相攻击，北京土话叫做“挤兑”人。此种风气弄得不少人每天专门瞪大眼睛找别人的缺点当乐子，以此为能事，周围人只好躲着他。中学往上的学生之所以上课不爱发言，重要原因之一是怕说错什么留下话把，被奚落好长时间，甚至被起外号。恕我直言，老师中也有这种人，说话太“损”，孩子在小学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受了刺激，到中学可能就不发言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厌学。从逻辑上说，如果是为了保存面子而沉默，那么上课下课都应该静悄悄，可是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学生上课沉默如金，下课话比谁也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可能课下所谈论的内容是他的强项，他不会因说话而出丑，甚至可能借此出风头，自然乐此不疲了。这就说明他讨厌的并不是说话，而是有关教学的发言，这显然是厌学的症状。孩子小时候勇于发言，说明并未厌学，到了中学没兴趣发言了，说明我们经过努力，总算把大部分学生弄得厌学了。人有天生好学的一面，每个人本来都有学习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一要开发，二要保护。可惜我们常常既不开发，也不保护，只会利用。利用学生的积极性干什么呢？搞应试，争高分，创业绩。从小学到中学，滥用学生积极性的现象很普遍，如同掠夺式经营，为了眼前的高分，不惜榨取学生最后一点时间和精力。这就必然造成学生对学习的本身的反感，上课不发言，只是这种反感的外部表现。
佐藤学先生所说的“追求虚假主体性的教学的形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真正的主体性是“我要发言”，而我们通常见到的情况是“要我发言”，上课发言是被当成任务来完成的，学生是“被发动”的。这种发言实质上是一种表演，是给别人看的，并不是自己的真心需要，一旦没有了观众（比如听课者），自然就乐得休息一下了，闭嘴不语，乃至闭目养神。
综上所述，应该承认，学生年级越高发言越稀少，正是我们的伟大教育成果，而且是集体成果，小学老师对此的“贡献率”一点也不比中学老师低。但是此事你肯定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人，这种事是没有办法量化考核、精细化管理的，它在我们的管理之外，却肯定在教育内容之内。我感觉懂得这一点的教育行政官员和校长并不多，教师也如此。即使懂得了，真愿意为此做些事情的人也未必多，因为（对个人来说）这是“劳而无功”的事情。所以对此种现状的改变，人们很难抱乐观的态度。但是把问题清晰尖锐地提出来，总比不提强。